如果所有权利的实现都需要成本，对于基本权利的主体而言，这一成本就是权利主体对自身所处的共同体秩序所承担的构建和维护义务，因为这个秩序是其权利存在的前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对立法工作做出总体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议，完全有时间处理税收的调整方案。

税制改革应以减轻社会税收负担为基本诉求，平衡政府财政收入与征纳成本后，考量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的得失，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依归。消费税征税对象有十五类产品，其中烟、酒、油、车占了绝大部分。取消不合理税负 消费税以特定商品为征税对象，以抑制该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为目的，其中包括两类：一是抑制有害消费，如对烟草征税就是希望能抑制烟草消费，减少烟草对人体的伤害。决策者有没有科学论证过为什么只对电池和涂料开征消费税？而为什么税率是4%呢？ 在这次立法中，可能仅仅是为了达到征收环节下移的要求，立法者信手拈来，征求意见稿就增加了一个子税目豪华汽车，并将其征收环节设置到了零售环节。消费税应该立法限定其用途 消费税的每一项子税目都有明确的征收目的。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有形产品生产过程都产生污染，制药、化工、造纸、纺织等行业尤甚。消费税改革应紧跟国家的战略意图，为人民消费升级清除制度障碍。（2）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指导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便利一听取，又详细地规定了协商程序的保障措施，为协商诉讼搭建了平台。当今我国刑事诉讼中出现案多人少的矛盾，诉讼分流，简化审判程序，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案件适用控辩双方协商程序，不仅符合人类诉讼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是正当其时。其特点有五个：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仅仅是公、检、法公权力单方的职权行为。

这一工作机制和诉讼体系包括权利告知，听取意见，证据开示，具结书签署，量刑建议的协商、采纳和调整，认罪认罚的反悔，等等。中 进入专题： 刑事诉讼 。

如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值班律师制度、死刑复核阶段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代理申诉、健全完善法庭规则以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扩大司法信息公开以切实保障律师的知情权、设立跨部门联动机制以切实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刑辩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适用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也很多，适用中案件的量和质均不理想。四是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定性和定位，特别突出地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于本方提出的证人、鉴定人，要由自己率先进行询问，对于本方收集的证据材料要自行当庭出示、宣读。公、检、法干警和刑辩律师必须深入学习和理解，并切实付诸实施。此三种类型已经成为人类诉讼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一机制和体系突出体现在《指导意见》关于公、检、法机关的职责和对各诉讼关系人的权利保障上，其办案的模式和方法，也区别于传统的职权主义下的对抗制。

二是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权利型诉讼。值班律师可以定期值班或轮流值班，律师资源短缺的地区可以通过探索现场值班和电话、网络值班相结合，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毗邻设置联合工作站，省内和市内统筹调配律师资源，以及建立政府购买值班律师服务机制等方式，保障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有序开展。

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应当于法有据。公诉人在宣读起诉书后，直接讯问被告人，并询问证人和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未到庭证人等的各种证据笔录。

这些内容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和政治站位高。二是适时提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因此，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是职权主义模式，不具有当事人主义因素，适用协商缺乏制度基础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对辩护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职责，明确规定：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辩护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否认罪认罚进行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并就定罪量刑、诉讼程序适用等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3）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主体地位的进步和变化。（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

笔者认为，这些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

第3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关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责，增加了权利告知，听取意见，自愿性，合法性审查，证据开示，不起诉适用，签署具结书，量刑建议的提出，速裁程序的办案期限，等等。

两高三部关于《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开宗明义指出，要充分认识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1）认罪认罚从宽是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与立法相适应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对推进刑辩制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4）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不断丰富、扩大、完善、进步。《指导意见》在强化辩护权保护的同时，对被害方权益的保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明确规定公、检、法办案机关要听取被害方的意见，以促进和解谅解以及对被害方异议的处理。四十年间两高三部先后出台的保障辩护权的规范性文件，所涉内容极为丰富。《指导意见》均作了一一回答并提出了解决的具体办法。

二是贯彻实施的基本原则明确。四是一般要提出确定刑建议。

关于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和职责，增加规定了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审查，量刑建议的采纳及量刑建议的调整，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等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1月至4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均适用率为27.33%，1月至6月为29.67%，1月至8月为36.5%，1月至9月为40.1%。

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判决免予刑事处罚。还有人还说，协商既没法律依据，又没实践基础。

《指导意见》第15、27、29、31、33条等条款分别规定了控辩双方就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证据开示、签署具结书、量刑建议等必须进行沟通协商，特别多次强调公、检、法机关要听取辩方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到2019年10月11日《指导意见》的颁布，控辩协商合作已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种重要的诉讼模式，协商型诉讼的转型已成定局。但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2019年1月至9月，认罪认罚从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占比14.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占比49.8%，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占比35.6%。

就人类历史的司法规律而言，刑事诉讼模式的适时转型，也有其必然性。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五是强化辩护权，包括上诉、反悔权的保护。

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诉法公布之日即生效，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制度没有预备期限，执行中也没有一个磨合期，导致生效后难以执行。